摆地摊是底层人最后的选项

近日，一则消息引发了全网关注：成都允许摆地摊，两月增加8万就业岗位，全社会都给予了认可和表扬。

现在城市最低层的人更难看到希望，尤其是年龄上了四十岁以上，没有什么特长和学历的底层贫困老百姓，更是没有什么机会。

甚至打工的话，也找不到什么比较好的工作，一般也只能做一些清洁工、保安、建筑工人、搬运工这些工资非常低的，待遇非常差的工作。

城市底层贫困阶层，主要是城市里面原有的低收入阶层，失业下岗工人和农村来城的务工农民。

他们共同构成了城市里最底层的这个社会群体。

成都黉门街餐饮商家 姜韩：我们餐桌能摆到外面了，一是吸引客人，二是外面凉快，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不少，去年一天营业额1000元，现在营业额一天能达到2000元。

无疑成都这种做法是好事值得肯定，当下是可取的。

一是解决了一部分商家生意经营困难问题。

今年年受疫情影响，人群聚集活动减少，餐饮业也受到了影响。现在允许商家摆摊，扩大商家经营场地，在外面也摆放一些座椅板凳，扩大展示，在空旷的空间更安全，也符合成都人消费习惯，夏天到了，吃点小吃烤串啥的，喝点夜啤酒，这是大街小巷经常看到的，这样做可以促进商家生意。

二是增加就业岗位，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。

摆地摊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赚钱，但是短期之内可以解决一部分人生活问题。让一部分没有工作的人做点小本生意，养家糊口。也让一部分企业经营不好收入不高的，在闲暇之余摆摊赚钱，补贴家用。总之，目前是帮助一部分人解决燃眉之急。

希望各地的做法不是权宜之计，也希望有的地方不是反其道而行之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能给贩夫走卒、引车卖浆者们留一条活路。

哪怕起早贪黑、卑微贫贱，也可以有尊严地奋斗着，有活干、有钱赚！

放松管制，柔性执法审慎监管，会激发出社会公众极大的创富活力，百姓富余才能官民双赢。

放松管制，这应该是未来改革的目标，也是市场经济的走向。

以允许摆摊为标志的放松管制，起码让普通人能够自食其力，哪怕是做小生意，摆个小摊，都不至于陷入“没钱没吃的”窘境。

而以此类推，允许公众有更多的创业自由，取消各种“条条框框”，我们的社会才会有更好的发展，而民富才能国强。

今年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天津东丽区胡张庄村党总支书记杨宝玲提出建议，在加强管理的同时保留“地摊经济”，这种肯定是对地摊经济的支持与鼓励！

但也有不尽人意，“很多地区因‘创城’‘创卫’不让摆摊，导致农产品卖不出去”。

过去的农贸市场、小区的早市晚市，在‘创城’‘创卫’过程中，很多小商贩的摊位都被拆除了，其实农民还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。”杨宝玲说，近年来，各地陆续开展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创建等活动，提高了市民整体素质、幸福指数和城市文明程度。但个别地区在如何对待“地摊经济”方面，未能充分体现出一座城市的包容性，看低甚至忽视其积极作用，有的甚至采取全面封杀，无疑极大压缩了其生存环境。

杨宝玲说，经过前期调查，很多小商贩需要临时的摊位，农民卖一些季节性的农产品也需要这种临时性的地摊。很多地方直接取消了早市晚市就面临这样的矛盾。由此可能导致商铺资源价格走高、弱势群体持续减收，继而生活困难，给政府增加负担，间接使农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价格上扬。

“我觉得地摊经济和‘创城’‘创卫’不矛盾，只要加强管理。”她提出，“地摊经济”在给社会带来福利的同时，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影响，比如没有行业约束标准、经营管理不规范、自由化程度高、影响市容环境等，但“地摊经济”宜疏不宜堵。

“听到这个消息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特别高兴。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好事，全国的农民都受益了。”今天中午，得知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，不将占道经营、马路市场、流动商贩列为考核内容时，杨宝玲感叹，“终于为我们的农民朋友说话了，我作为一个来自基层的代表也不算白干。”